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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ducation:围城这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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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能治大学病?  

2012-11-27 11:04:15|  分类: 高校与政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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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2日法治周末第3版    记者 赵晨熙 陈磊

201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八大胜利闭幕。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而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原题:学者属意在法治框架下重建政府与高校关系  “章程”能治大学病?

“章程”能治大学病? - 闲来品茶 - iE ducation:围城这点事儿

 

    201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八大胜利闭幕。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而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闭幕当天下午两点,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表示,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解决好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

    “大学是一个教学科研组织,它的管理有它的客观规律,必须由专家、学者来决定教学科研事务。如果把高校变成行政组织,一切由行政权力说了算,大学就很难履行好它的职责,很难培养出适应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和完成好科技创新的历史使命。”邵鸿表示。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教育专家也一致认为,直面教育行政化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无法绕开的第一步。

    评教授学术委员会说了不算

    初冬时节的北京,西北风呼呼地刮着。

    如果是在以往,除了去给学生上课之外,刘同铁定会窝在家里看书。这段时间,他却不得不每天早上都冒着寒风赶到办公室,赶写论文——因为就快要评教授了。

    刘同是一所国家重点高校的副教授,2008年从国内一所一流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了现在的学校任教。

    刘同读硕士班的同学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专业领域的书,刘同基本上看完了一遍,非专业领域的学术著作,刘同也多有涉猎。每次聚会时,刘同总会有新颖的观点抛出,引大家侧目。

    但那时的刘同除了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之外,几乎不写文章。“我说的东西,都是别人说过的,没什么新意。”刘同表示。

    某一天,他“屈服”了。为了评副教授,他动手写了几篇文章。再次拿笔时,是为了争取评教授。

    教授与副教授“两重天”。遑论其他如社会尊敬程度等,仅从工资待遇上看,近日有关机构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高校的教授与副教授相差8倍。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就是再自视清高的学者也往往不得不“为九斗米折腰”。

    但关键问题不在这里,让刘同深有感触的是高校职称的评定。

  “现在的高校职称评定基本上是在用行政管理的标准来量化、考核学术标准。”刘同说,“高校行政化已经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最大问题,甚至到了无解的程度。”

    刘同回忆,几年前,他和几位同事申请副教授,学校人事处共给出了10项条件,其中除了教学、科研等四项水平必须达到标准条件外,其他的还要符合两项条件,才可向学院提出申请。

    学院在对照人事处的标准初步筛查后,把符合条件的往人事处推荐,人事处根据名单和老师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淘汰不符合条件的。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没有自主权,只起推荐的作用,且推荐的标准也必须按照人事处的标准,最终的评定结果也由人事处说了算。

    “在国外,讲师升为副教授这种学术职称,是完全由学术委员会来负责的。但在我国的很多高校,却由人事处来决定。”刘同说。

    “我们那批最后只有我顺利评上了副教授。”刘同解释称,原因是其他老师没有达到评定标准中发表在指定核心期刊的论文必须满5篇以上的规定。

    学校人事处不但最终决定什么条件能评上副教授、教授,还根据每个学院的人员结构决定每个学院每年的申请名额。刘同参评副教授那年,人事处只给了他所在的学院3个名额。

    对教师所获奖项的认定同样如此。

    “评职称要求教师所获奖项必须是国家部委颁发的。按理说我们专业领域的全国性协会颁发的学术奖项应该更具权威性和专业性,但学校不承认,只认政府部门颁发的。我们就这些问题多次向校方提出,但校方一直未予理睬。”刘同坦言,如今大学内部管理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大学内部的资源配置,无论是职称评定还是研究课题、教学方案等,基本是由以校长为中心的行政管理系统控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等教育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围绕其产生的。

    自“娘胎”带来的教育行政化

    备受诟病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化问题,实际上是打从“娘胎”里就带来的。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有关部门尝试做出改变,但最终却因某些决策,反倒导致行政化趋势在加剧。

    熊丙奇介绍,中国早期的近代大学创办人主要是满清政府官员,当时大学制度的核心特征是“官办官管”——校长由政府任命或委派,教育管理部门对大学行使全面的主导和管理权。这种大学治理观念和体制,便是今天中国大学行政化的早期原形。

    身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储朝晖,对中国高等教育行政化趋势日益加剧的历史了如指掌。

他指出,通过1950年出台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以及1961年9月发布的《高教六十条》,大学被赋予了行政级别,政府按照大学的行政级别进行资源分配,大学校长任命、专业设置、学位授予权、招生数量、就业分配、学费标准等事务也由政府统一管理,教师群体被排除在大学决策之外。

    1978年,教育部出台《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提出要在高等学校中设立学术委员会。后者的成立打破了学术群体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真空”状态,但当时规定其对大学基本学术事务只具有讨论和审议权。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并明确提出要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党政分开、实行校长负责制。然而,实践中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并未得到有效的理顺,高校办学自主权也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1988年4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意见》,至此突出和确定了党委和校长在学校内的领导地位。

    1999年,国家教委推行“985工程”,这项旨在提高和建设高校教学水平的工程,却因“将这些高校的行政级别提高到了副部级”的相应措施,备受质疑。

    尽管2011年3月7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时明确表示,“985工程”已经关上大门,不会再有新的高校加入这个行列,但仍无法消除公众的质疑。

    “此前高校的行政级别只有两类,一类是正厅级,主要是本科院校;一类是副厅级,主要是高职高专。现在却一下出现了副部级院校,高校行政级别的提高,也极大助长了高校领导的官本位思想。”熊丙奇指出,由于高校获取资源的方式取决于高校的行政级别,这导致很多高校将大量精力用在提高行政级别而非教育治学上。

    “这不仅加剧了我国高校的行政化,也造成大学之间出现等级差异,形成阶层分化,引发有限的教育资源加速向高等级高校不合理汇聚,并最终导致高等教育的失衡与分化。”熊丙奇说。

    除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体制问题外,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在结构调整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阻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存在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脱节的情况,应用学科结构体系仍与行业产业发展需求存在巨大差距,缺乏企业行业参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激励机制,使得高校毕业生实际就业率不高。

    不过,储朝晖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行政化,“如果我们依旧按照计划经济体制那样,由高校的行政级别来决定获取资源的多少,哪怕国家投入再多,也一样会造成对高校行政级别的追逐,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在法治框架下重建政府与高校关系

    熊丙奇认为,“去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条必由之路。

    这一点在中央高层估计早已达成了共识。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改革思路便是: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

    然而,“去行政化”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

    储朝晖表示,“去行政化”是要让高校的发展和内部管理遵循学术教育、真理探索、人才培养等逻辑规律,不再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或控制学术教育问题,充分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

   实际上,在2010年《纲要》中已经勾勒出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改革方向。熊丙奇指出,《纲要》的提法很全面,总结起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执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包括把招生权、决策专业设置权以及学术研究的自主权等下放给学校。改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包括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重新建立起新型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等。

    另一方面,要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学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自主办学的新型大学制度,实行大学校长选拔制度,在大学内部建立大学章程,建立起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对教授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对学术研究按照教育规律来进行管理,推进信息公开等。

   “内容是挺全的,主要看今后如何实施了。”熊丙奇坦言,从当前来看,他并未发现有什么很好的突破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例子。

    “道理谁都懂,但因涉及多方利益,实行起来很困难。”储朝晖认为,破冰亦是关键的一步,应通过法律打破目前大学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大学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制定大学章程是改革的方向。”

    大学章程被誉为大学的“宪法”,通过章程可以明确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对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和学术权进行明确规范,使大学成为具有一定办学自主权的真正独立法人,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我国早期的京师大学堂和国立北京大学等也有各自章程。而其后只有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极少数高校拥有章程。

    按照上述《纲要》的部署,北京大学等26所高校于2010年年底被列为“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单位,开始制定高校章程。今年1月,《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的实行则进一步推动了大学章程的建设。

    当前,许多高校都在开始制定自己的章程。储朝晖认为,大学章程的制定周期应在3至5年,且必须经过学校师生以及多方的参与讨论来认真制定,确保其实际作用;上报后,相关部门也应尽快审批。

    此外,校长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和校长“官员化”的重要原因。熊丙奇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必须实行校长公开选拔制,提倡教育家办学。

    2011年12月,教育部开展了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东北师大和西南财大校长的试点工作,并于今年4月通过选拔决定由刘益春和张宗益分别担任两校的校长。

    在此次公选校长过程中,加入了民意测评环节,满足了师生对选拔校长的知情权,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师生意见;组成行家公选委员会,对竞聘者进行面试,进行公开答辩,考核应聘者实际能力。

    不过,熊丙奇认为当前的公选校长还有很大完善空间。首先,试点学校数量还很少,应尽快推广到所有高校;其次,公选的行家委员会组成应更加广泛,应在其中充实教授、学生、校友代表及社会专业人士。

    高等教育“去行政化”,不仅要理顺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也要理顺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针对当前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现状,多年来很多高校也在尝试建立相关委员会,推进“教授治学”。

    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在院系一级设立教授委员会,实行在教授委员会决策下的院长负责制,成为当代中国设立教授委员会的第一校。此后,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等也相继组建教授委员会。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2009年深圳大学由26名“布衣教授”组成的“人事教授委员会”和“计财教授委员会”,他们不但对学校的人事选拔聘用和资金分配等有决定权,也有权质询院长等领导,被评价为“保证了学校重大决策的公开、公正和公平,是向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迈进了一大步”。

    熊丙奇指出,当前许多高校虽然都已设立教授委员会,但大部分只是一个摆设,在教育事务和学生事务上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还是依附于学校的行政,听从人事处、教育处、科研处的安排。

    熊丙奇强调,要看教授委员会是否发挥了作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委员会成员必须民主选举,不可由行政领导兼任或指派;教授是不是可以独立地进行学术决策;他们提出的合理决策相关行政部门是否尊重并进行实施。

    “高等教育改革中高校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储朝晖表示,“在要求政府放权的同时,高校也要增强自主性,不断去探索并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果大家都不行动,都以旁观的态度来等别人,改革发展会很迟缓。”

    对于专家们指出的改革方向,刘同表示赞同,但就他的感觉来说,短期内很难实现。

    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按照学校的硬性条件准备论文。估计今年能发一篇、明年能发三四篇,等到论文数量达到了,就申请评教授。

    刘同近期的期望是,学校将认定核心期刊标准的权力下放到二级学院,并且赋予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一定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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