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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ducation:围城这点事儿

云英化水景光新,上方一塔俯清秋。太湖夜照山灵影,顽福甘心让虎丘

 
 
 

日志

 
 

高校职称评审患了什么病  

2012-10-04 20:55:40|  分类: 园丁图*高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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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01 版  作者:谢文 姚晓丹 靳晓燕  2012年08月28日

        评职称要经过怎样的历程?不少高校教师对此讳莫如深。

  今年以来,由高校职称评审引发的社会关注不断: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因不满职称评审,挥拳打向评审委员会的教授;湖南省高校职称评审中,有评审委员在宾馆“开房收钱”;西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在网上公开宣布,以后不再参加“职称游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大学职称评审制度“病得不轻”。

  职称评审制度到底患了什么病?它的程序是否公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病症一:程序“外紧内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实,职称评定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么“乱象丛生”,甚至,它的过程可以用“程序合理、规则严谨”来形容。

  北京某大学副教授李易向记者还原了评职称的大致经过。“如果年底要进行职称评选,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学校会把相关规定发到院系,大家根据条件做准备;8月份,校方一般会确定名额、出台细则,并给予老师一两周的时间准备材料报名。材料一般一式三份,这时,报名的老师要先经过第一关,就是‘盲审’。‘盲审’制度是双向匿名,彼此不会知道对方的信息。这个过程会‘淘汰’掉少量的报名者,相对公平。通过‘盲审’后,老师们要通过第二关‘专家评议组’的审核。如果是经济管理专业,一般是中文、金融等‘文科评议组’专家进行评审,如果得到了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二,就进入第三关——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评议。学术委员会根据各项条件以及得票等标准综合考虑,评议出最终结果并进行公示。整个过程会历时3到4个月的时间。”

  而在这种看似严谨的程序下,却滋生出各种“潜规则”。李易解释道:“比如‘盲审’,尽管双方的信息都保密,但学校之间却总有默契,因为,自己学校总有机会落到对方手里,大家对此心照不宣,除非真的说不过去,不然不会被‘盲审’拦住脚步的。当然,一个都不淘汰也说不过去,会象征性地淘汰掉准备不太充分的。”

  同时,李易认为,评议组专家“外行评内行”,“他们往往是‘大文科’或‘大理科’的范围,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很难给出客观评价”。

  而最不合理的却并不在此,李易认为:“‘专家评议组’一般只有一下午的时间投票,一摞摞资料他们翻完一遍都有难度,更何况是认真看。这样外紧内松的政策最容易滋生各种潜规则,而极低的通过率更助长了这种潜规则的‘发扬光大’。”

  于是,出现种种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病症二:关系网的“侵蚀”

  关系网,是职称评定绕不过去的坎儿。

  “发稿子要找人,申请课题要找人,报名要找人,投票还要找人。总之,找不到人寸步难行。”李易说,“有几篇论文、有多少课题都是评职称的硬性条件,而这些,都要靠找人。”

  厦门某大学老师李兴(化名)告诉记者,按学校规定,讲师评副教授要在权威期刊上发三篇论文,还要有几篇核心期刊论文。“就权威期刊发的论文数,达到的可能性非常小。”他说,院里有两位青年教师工作六年还没完成任务。为了在评职称的先决条件上高人一筹,这个暑假他打算不回家看父母了,留在学校专心写论文。

  任教于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找关系发论文和国内学术期刊的评审制度有关。他说,国外有一套比较好的制度来分配各种学术机会,比如学术期刊要进行双向匿名评审。“他们一般是编辑初审,然后送出去给专家审,用稿的权力在专家。而我们是编辑办刊,用不用稿子权力在编辑。”

  申请课题也得“有关系”。李兴说:“课题评审中有很多问题。”根据他的经验,教育部课题“公正一点”,因为是网上匿名评审,“比较难知道评议人是谁,也就不好找关系去活动”。

  而有的课题申请就不一样了。以国内某项评审为例,按程序,评审先要交材料,然后主管部门将材料寄给评议者,“这其实相当于知道评议者是谁了,有的老师就会比较积极地私下去活动。”最近,他在上海一所高校的同学,正在申请其中的课题,得知李兴所在学院的一位教授是评审者,就找到他,希望他去活动“照顾”一下他们的课题。

  关系网越来越庞大细密,一些学校开始放权,把职称评审的权力下放到院系,“但学院院长又顶不住压力,因此,院里复杂的人事关系会影响投票的公正性。在现有体制下,谁人缘好、关系硬,谁就能评上。”上海那位知情人告诉记者,“评审中山头、派系色彩太厉害,不看水平,只看人”。

        后遗症:学风浮躁

  自从当大学老师以来,课题、职称的压力一直伴随着李兴。

  每年学校都要制定一个总目标,然后分解到各学院,学院分解到各系,各系又分解到各个老师。“我们老师就要到处去找课题。”李兴说。

  “大学职称评审的本质是对教师学术能力和教学能力的评价,可是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被异化了。”熊丙奇说,高校以课题、论文数量作为评职称的标准,“这看似很公平,但学术贡献的大小能用论文的多少来衡量吗?”他说:“我们的标准是关注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评审时很少有人看。”

  熊丙奇把课题比作“学术化肥”:“现在职称评审比的是拿到国家学术化肥的能力,而非产生学术成果的能力。它不管产生成果的好坏,后果是滋生了浮躁的风气,破坏了学术生态。”

  目前高校的职称评定标准大多是量化的,有人认为它只认论文不认人,相对客观,但李兴说:“这种量化的考核体制,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助长了学术浮躁。”李兴说,要发一类核心期刊,就要想方设法去拉关系,这对教师来说,“成何体统”?一些刊物办得不规范,而学校又要有数量,就只能给那些刊物写。李兴说:“这对你的研究约束性很强,你只能跟着他的指挥棒走,而自己感兴趣、有意愿做的研究往往因此耽搁下来。”

  课题也是一个指挥棒,其题目绝大多数是现实性很强的。李兴认为:“这对比较基础的学科、纯理论的学科,比如思想史、哲学研究等是很不利的。而对学术的长远发展来说,基础学科又非常重要。”他感觉很无奈:“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抗拒,除真正的学术权威外,我们的圈子里,都要为申请课题去有意识地迎合,去找现实课题。”在这种浮躁的风气下,“一年到头,大家都在赶着申请课题,找能长时间吸引眼球的题目,很难静下心来,做社会关注之外的基础课题研究”。

  李兴笑称:“现在的大学有点像企业,企业在推新产品,我们则在想新课题。”熊丙奇也认为,大学职称评审强调论文数量、期刊档次,导致高校教师努力去炮制论文,没有人沉下心来,花多年长时间去做一个课题。他说:“用这个来引导教学科研,结果是学术生态功利化,教师整体变得浮躁,突破性的成果很少出现。”

       

光明日报:用什么度量学术人才

 2012年08月29日  01 版

本报记者 姚晓丹 靳晓燕 谢 文

    你能想象出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的年龄吗?二十六、七岁。
     在1918年北京大学选聘的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而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那一年,他24岁。
     “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梁漱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朱希祖、徐悲鸿……如今,哪一个提起来不都是如雷贯耳。”大学教师吴梓同一口气说出来。这时,他已年过40,刚刚评上副教授。
     “一个我很敬重的长者这样告诉我:把职称评好,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能体会到他内心的情绪。”
     “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从容容地做事情呢?”
     谁来评价学术?
     评职称,看什么?毫无疑问,是看一个人的学术水平。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刘培育讲了一个还称不上遥远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招收研究人员。任继愈先生做主考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应聘者,前来面试答辩,他并不认识任先生。任先生说,你讲讲藏传因明吧。听了他的讲解,任先生大为赞赏,将他破格评为研究员。可这位应聘者当时连讲师也不是,也没有什么文章。
     而现在,报纸上一个个负面新闻,让刘培育对职称评审越来越看不懂了。这样一件单纯的事情为何越来越复杂?这样一件干净的事情为何变得越来越混浊?
     “表面看,好像评聘工作组织健全,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教师职称评聘组织不是由专业水平领先和学术水平领先的教师组成,而是由校长、书记、副校长、中层管理者组成。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群众推荐实际上演化成了个人关系,量化打分演化成了形式,领导小组评议演化成了关系亲疏之争,择优推荐也就演化成了校长说了算。”兰州某中学教师马得清告诉记者。
     “在大学里,学术委员会是有,但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一个校级领导的指导性意见就会影响整个评比。”吴梓同表示,“搞职称评审,我们想得到什么?显然,公平、水平是最重要的。重学术同行评议是应该迈出的第一步。”
     是论文量化还是“一文定乾坤”?
     当年,储朝晖是背着自己一麻袋的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期刊评上正高职称的。他知道,如他一般的后来者没有如此被“眷顾”。
     如果赶上复旦大学在高级职称评定中推行的“代表作”制度,他可就轻松多了。只要拿得出过硬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专家组的严格评审,哪怕是只发表一篇论文,不管多年轻,都有机会当教授!
     据了解,“代表作”制度的基本做法是,在高级职务聘任过程中,现有学校和院系制定的学术标准难以判别的、少数真正优秀的申请人,可以自主向学院提出申请并提交1—3篇代表作。学院学术评估通过后,由学校随机选择5位校外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学者,如学科带头人、院士等,匿名对申请人是否“真正优秀”“能否破格”“是否胜任”等问题进行学术评估。根据专家的学术意见,决定是否同意候选人参加竞聘。这样,人事方面的学术权力更多地回归给院系及其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校在各学科学术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始按学科领域设立和完善专家库,目前总计有1000多位专家入库。不论是设定启动“代表作评审制度”的门槛、校外同行评审,还是校内按学科评议、投票,都是同行主导学术评价。各院系都有自主设定标准和程序细节的权力,人事部门只是根据设定的程序提供服务和保障。
     “代表作”制度的核心就是“由同行主导的学术评估”,它更加注重科研的原创性,学者不再依靠论文数量,而是以质量取胜。这无疑是对当下职称评审制度的纠正。当然,这对主评者的学术水平和道德风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多年前,周国平就表示,我们衡量一个研究生的学绩,只能根据学生的整体情况包括学位论文所体现的思想学术价值进行考察,着重看独立研究的能力和贡献。谁来考察?当然是他的老师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
     这同样适用于对大学教师的评价。
     “大学的校长应该是知人善任的教育家,其使命是招才纳贤,组织起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为他们提供自由的环境,使他们拥有治学和影响学生的充分权力。校长是真正懂教育的,教授是真正优秀而且有权威的,职称评审就不是问题了。”周国平感慨。
     “什么是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门类应有不同的评价。还是应该同行评价:比如教育学需要大同行,再细到教育心理学就需要小同行。衡量人才应该大同行和小同行相结合,组成专家委员会,给予最客观公正、最有说服力的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表示,职称评审的制度从表面看没有很大的漏洞,却让潜规则从幕后走到台前。他认为,这是缺乏监督所致,制度设计挺好,却没想到不正之风也会与时俱进。
     他告诉记者,早先职称评审的时间比较长,相对客观,但原来能做到的“认真负责”现在做不到了。比如博士生论文,以前教授很久才看一本,现在教授一天看五六本,只能粗看。其实看看国外,他们的很多制度并没有国内严密,他们考大学都可以教授推荐。因为,国外的教授如果一天看几本博士论文、学生程度不好也推荐,很快就会有诚信记录,他在学术圈里是无法立足的。反观国内教授,由于没人管而得过且过。没有约束、没有监督的制度是没用的。我们一直在出台新政策,为什么没用?因为一没有监督、二没有奖励,尤其缺乏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在缺乏监督的制度下,不少行政领导无论学术水平如何都给自己办个教授职称,这是值得深思的。
     储朝晖表示,对待职称评审,我们需要有理性的态度,要看到各方面都在不断探索求解,问题的关键是要逐步让同行评审成为主导,让行政力量慢慢消退。“第三方专业评价系统是彻底根治卖版面和学术腐败的根本和长久之计。对于眼前问题的应急之策不外两点:一是加大对违规报纸和期刊的惩罚力度;二是提高职称评定或绩效评价过程的开放度、参与度、透明度,使同行和相关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监督,让灰暗部分都被阳光照到。”
     职称是待遇还是岗位?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胡适的话,隐约会在吴梓同耳边响起。
     “看看学校的职称评比标准,几年就一个变化,而且是越来越严,这对年轻老师非常不利。”吴梓同说,“新来的一些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们的研究水平并不弱,一个上世纪80年代评上的教授并不见得就比现在一个讲师水平高。然而这群正值创造力勃发年龄的人,很多处于郁闷、浮躁之中。”
     “做学问就是做人,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要对得起自己的生命,以真性情做真学问,让自己真正得到提高,也就感到快乐。”尽管也曾面临量化指标的问题,但周国平还是坦然面对。
     发表了大量哲理散文,不能算作学术成果,周国平依然欣然为之。对于自己的学术和写作,他用两个坐标来衡量:一是在自己人生中的价值,二是在人类文化和社会现实中的价值,“其余概不重要”。“我写我喜欢写的东西,这本身是莫大享受,我不会因为利益考虑而放弃这个享受。”他说。
     “也就这么一二十年,职称评审变得匪夷所思。真希望能早点成为历史,回归到纯净的学术环境里,安然地做自己心仪的事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这样认为。“要淡化职称的作用。比如在中国科学院,前些年我们评、聘是分开的。你有这个职称,聘与不聘要看综合素质。要让职称回归学术本质,不要跟利益死死地、紧紧地挂在一起。”
     储朝晖也有同感:有些国外大学实行教授职位的岗位制,只要能胜任这个岗位的工作,就可以成为教授。最关键的是要在大学里建立这样一种价值取向:谁走在探索科学真理的前面,就把谁作为团队的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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