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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ducation:围城这点事儿

云英化水景光新,上方一塔俯清秋。太湖夜照山灵影,顽福甘心让虎丘

 
 
 

日志

 
 

民国“土货”校长张伯苓  

2013-07-17 20:31:42|  分类: 教育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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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6日中国教育报第4版 记者 储召生

  

民国“土货”校长张伯苓 - 闲来品茶 - iE-ducation:围城这点事儿

    他本一介武夫,没有名校教育背景,却让私立南开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名校;他几乎没有教育理论著述,很多名人却愿意把孩子送进他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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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8月3日,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考察日本学校教育的清末翰林、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刚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就大发感慨:“吾安得于吾津试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

  陪同考察的严家私塾教师张伯苓回答道:“是不难,所虑者无地与钱耳。苟有此二者,吾极愿效绵薄。”

  一诺千金。此后40多年,张伯苓一直为“学校之模范”而操劳,终成一代教育大家;慧眼识才的严修,也被尊为“南开之父”。

  “对教育之信心”

  南开学校“私立而非私有”,从严修到张伯苓,都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私产

  年轻的张伯苓并非一帆风顺:19岁以优等生第一名的成绩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正赶上甲午海战,中国海军已没有可供训练的舰船,他彻底无事可做了;20岁他回天津结婚,没过几天新媳妇便因病去世;22岁随海军同济轮到威海卫,亲历了“国帜三易”的耻辱,刚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的港口,第二天又被迫租借给英国人。张伯苓感到整个国家已腐败透顶,习武救国之梦彻底破灭。1898年11月,严修邀请22岁的张伯苓担任家塾的新学教师。

  两年后,张伯苓又受天津盐商王奎章之请,到王家塾馆教西学。这样的家庭教师角色持续到1904年。

  严修和张伯苓从日本考察归来后,一直为在天津建立一所日式的民立中学而奔忙。1904年农历九月初八,在合并严、王两馆的基础上,天津第一所民立中学堂成立。第一期招收了梅贻琦等73人,张伯苓任监督(民国后改称校长)。这便是私立南开学校历史的开端。

  值得关注的是,私立南开学校建校之初就与私塾做了较为彻底的切割,严修和张伯苓也不再是东家与伙计的关系。在这所学校里,校长有了相对的办学自主权,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师聘任,也都依照官方《奏定中学堂章程》执行。

  更为可贵的是,南开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私立而非私有”的理念。从开始的严修到后来的张伯苓,都没有把南开当作自己的私产。甚至后来有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这样大的私立学校系统,张伯苓仍然拿的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校长工资。以至于张伯苓去世后,夫人王淑贞的生活拮据,得靠身为南开校友的周恩来总理拨出专款接济。这或许也是南开能成为一流名校,并且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南开建校40周年时,张伯苓总结其成功的首要因素便是举办者“对于教育之信心”。张伯苓清楚,一个“富豪张伯苓”对社会的意义并不大,相信只有发展新式教育,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也正是这种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甚至宗教式的崇信,最终成就了一代教育家。

  天津城南原来有一个叫“南开洼”的小地方,南开校名因此而来。今天的天津市南开区,却是因为南开学校而得名。这段先因地名校、后因校名地的佳话,也是对教育家张伯苓最好的肯定。

  “面必净,发必理”

  富家子弟该如何教育?南开学生很讲姿态、仪容与神气,让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南开的”

  毋庸讳言,和陶行知、晏阳初等注重平民教育的教育家不同的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学校是一所贵族学校。因为南开的学费较高,一般人家根本就上不起。这些富贵人家子弟,“衣锦绣,食膏粱,骄奢性成,任意挥霍”,给学校管理带来诸多难题。但在张伯苓眼里,学生就是学生,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他甚至不承认南开是一所贵族学校。

  清末的中学堂和现在的中学不同,学生的年龄普遍较大。中国人又有早婚多育、追求儿孙满堂的传统,富家子弟更容易沾上嗜赌、好嫖的恶习。南开附近就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地带,有很多赌场、妓院。因此,南开建校伊始,张伯苓便将饮酒、吸烟、赌博、早婚、冶游(嫖妓)等悬为厉禁,犯者退学,绝不宽假。张伯苓认为当时社会缺少的是领袖人才,创办南开是为了“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这多少有点精英教育的味道。

  那时南开一进校门就有一面一人高的穿衣镜,镜额上刻有严修题写的40字《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用张伯苓的话说,人越是倒霉的时候,越要注意穿戴,让别人不能轻视你。后来有学生回忆说,那时南开学生很讲姿态、仪容与神气,甚至于说话,都有一套南开的口语,在任何场合都如鹤立鸡群,让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南开的”。

  张伯苓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在于中华民族的“愚、弱、贫、散、私” 五病,因此南开的教育方针都以治此五病作为出发点。后来,他又将“允公允能”作为南开的校训。直到今天,“公”、“能”二字仍被认为是南开学校的DNA。

  “公”就是公德教育。张伯苓曾说,中国人清楚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而把公家的东西认为不属于任何人。南开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学校里所有物品都明码标价,学生损坏要照价赔偿。从这一细节上也可看出南开对学生公德的培养。

  “能”就是能力建设。张伯苓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不能合作,缺乏组织能力。因此,学校对于学生课外活动,包括各种学术研究会、讲演、出版校刊会刊、话剧等,无不协力赞助、切实倡导。当时还没有“课外活动”一词,许多南开学生后来回忆时,甚至分不清哪些算课内,哪些算课外。

  张伯苓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他和学生一起演自编、自导的话剧《用非所学》,在清末社会甚至被斥为有悖师道尊严;他剃掉了时髦的一字须,“面必净、发必理”伴随了他的一生。当时许多人想从退还的庚子赔款中分一杯羹而争相办学,张伯苓却坚持育才救国的初衷,不挣那些“混账钱”。

  张伯苓的办学理念,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也赢得了“得入南开,便可放心”的口碑。1922年,黄炎培和胡适曾有一段关于教育质量的著名对话:黄炎培认为,判断一所学校好的标准,是“肯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去”;胡适老实回话,“我自己的子弟都叫他们上南开了”。

  “土货化”

  与国立大学比什么?私立大学要想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利用自身的优势

  南开最早的办学思路是以美国为蓝本,所用的教材多为英文,教师也大都有留洋背景。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解放后回忆道:“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

  这势必会导致水土不服。1924年,《南大周刊》发表了署名“笑萍”的《轮回教育》一文,指出南开教育实际上是个回路:教员们课上讲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商业等,学生们“姑妄听之”;毕业后到美国去,回国当教员再唬后来的学生。作者发出质问:这样便算救国吗?

  《轮回教育》事件最终引发教授和学生的严重对立,也促使张伯苓思考学校改革的大问题。

  随后,南开大学一连串的本土化改革举措出台:1925年,规定除英文外,所有功课一律改为国语讲授;1927年,不再使用美国课本,自行编辑教材;1928年,《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最终出台。

  张伯苓在南开发展方案中认为,“已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提出今后南开发展的基本方针是“土货化”,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种战略调整,开辟了南开发展的另一走向。

  1927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研究所广泛开展经济和社会调查,对外发布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上海外汇指数等,经济研究所成为独具特色、驰名中外的研究机构。“南开指数”也成为后来人们了解那一时期中国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料。

  南开大学成名后,人们总是处处拿它与北大、清华等名校相比。张伯苓很坦然,认为私立大学肯定比不过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但南开要想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利用地处天津卫的优势,把重点放在培养实用性人才上。张伯苓曾把大学比作“造人才的工厂”,把学生比作“货”。他把南开的发展和学生的培养质量紧紧连在一起,“工厂造人才,在社会有用,前途就很大了”。

  这样的办学思路,当时教育界的许多人士并不认同。有人认为南开有文学院不设中文系,是由于张伯苓自己文法不通,整个学校也“鄙俗不堪”;有人认为南开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更有人认为南开是用职业培训的方式办大学,“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

  “南开货”应该没有让张伯苓失望。据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统计,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毕业生中,不仅有共和国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还有名作家、名医生、名大学校长,仅两院院士就超过百人。

  “家庭学校”

  这种行政的高效率和廉洁的风气,也使私立南开学校较易得到长期资助

  名气很大的南开,其实学校规模并不大。张伯苓一直担任南开校长,职员也大多毕业于本校,并且几乎终生在南开工作,因此社会上也称南开为“家庭学校”。实际上,张伯苓也在处处创造“家庭学校”的氛围。

  塾师的经历让张伯苓认识到,教师应该是校长的伙伴,而不仅仅是雇员。每有新教师到校,张伯苓总是立即接见。张伯苓坚持从全国聘请好的教师,一入学就让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斋,避免校外琐事的干扰。在声望、规模、待遇都不如一些名校的情况下,南开吸引了一批有为的青年学者。

  南开有一支精干、高效的管理团队。张伯苓知人善任,即使学校经济困难也很少解雇,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为南开服务。被称为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的华午晴,协助张伯苓管理财务,不仅在资金项目上精打细算,为了节省开支甚至自己设计教学楼。这种行政的高效率和廉洁的风气,也使私立南开学校较容易得到政府、团体以及海外基金的长期资助。

  从1904年到1948年,张伯苓担任南开校长长达40余年。张伯苓曾总结南开发展的原因在于“能务实,不尚空谈”,其实这也是作为教育家张伯苓一生的行为准则。

  1950年5月,张伯苓将重庆南开中学交给国家后北返,在北京小住后回到天津,直到1951年2月病逝。

  由于担任过3个月的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这位在南开校长任上40余年的老教育家,解放后却一度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张伯苓的名字,一度被人们遗忘;他的许多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生平

 张伯苓(1876-1951年),名寿春,天津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1894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1898年在天津爱国士绅、清末翰林严修家设馆,1904年,在严修的协助下,创办了南开学校(南开中学前身),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以后相继创办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渝中学等,使南开成为一个系列完整的著名学府。1948年辞去南开校长。后来将私立南开全部交给国家。

 语录

 南开学生能去在西南做事,四川的机会真多,聚住了别散,够咱作的,能在那销“货”,使人承认我们的“货”;塘沽永利、久大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印象就很好,我们创出牌子去得叫人能用。

  教育家之施教育,亦曰顺其自然之性而已。欲顺其自然之性,必先知受教育者之心理、能力及缺点。善者发达之;缺者弥补之。若此方能使之感化。不然,直一机械教师而已,何足贵哉!

  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欧美之道德多高尚,公德与私德并重。我国人素重私德而于公德则多疏忽,近则于公德亦渐知讲求矣……至体魄,则勿论欧美,与日本人较,已相差远矣!

  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中国教育今之最大问题,即为解决如何可以此两种似相抗触之性质,灌入此未来之时代中。

  吾常言,读书可赚钱,只不可赚混账钱;读书可求个人之生活,要更求大众之生活。

  本校之创立,亦即期以教育人才为目的,期引全国人民皆能觉悟。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

  前些年,国人太浮,嚷嚷“打倒帝国主义”。嚷什么?这么大的国,还受人欺负,是自己太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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