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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ducation:围城这点事儿

云英化水景光新,上方一塔俯清秋。太湖夜照山灵影,顽福甘心让虎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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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规划背后的空壳危机 大学城过热,该追责谁  

2014-06-22 16:27:33|  分类: 高校与政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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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0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南方周末实习生 唐悦

 

“目前大学城出现的问题,跟当时许多大学城上马仓促,规划滞后,缺乏科学的论证有关。”

“建设者的用意,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除了追求政绩,就是“跑马圈地”,将来可以经营房地产。

盲目规划背后的空壳危机 大学城过热,该追责谁 - 闲来品茶 - iE-ducation:围城这点事儿

 

始于2000年的中国大学城热,几乎在全国各省遍地开花。在经历14年的发展之后,正走到十字街头。

一个学校分三四个地方,校区和教工居住地分离,教师疲于奔波,学生孤零零住在荒郊野外……兰州大学面临的困惑,亦是中国大学城被普遍诟病的问题。

“目前大学城出现的问题,跟当时许多大学城上马仓促,规划滞后,缺乏科学的论证有关。”浙江大学规划系教授周复多说。

多位学者指出,在国外,大学城应该是由大学密集而发展为“城”。但在中国,大学城大多由政府主导被动发展,大学城都是先有“城”,然后再“请”大学往里面进驻。

“为了带动某一个地区的开发,搬个大学过去,这样的政府决策并不少见。”周复多说,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建个大学城吸引大学入驻,和建个工业园区吸引企业入驻没什么区别。

房地产生意
      “对于领导来说,办大学城的吸引力并不逊于建工业园。”中国第一座大学城、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创办者刘志毅说,大学城是没有污染的经济,又能经营土地、增加税收,与此同时,还能提高地方科学文化品位,给政府政绩贴金,可谓一举多得。

大学城对地方各方面的拉动作用,从北京市海淀区的发展可见一斑。“海淀的八大学院,事实上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城。”刘志毅说。现在海淀已发展起了以科技、IT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群,众多世界500强级别的公司总部设在这里。目前,海淀区的GDP在北京排名第二,仅次于国际贸易核心区所在的朝阳区。

不过,大学城的规划和决策是由政府部门在负责。“领导从一开始考虑的利益就不是教育的发展,而是政绩、经济方面的因素。通过大学的建设,来带动周围经济的发展,很少尊重教育的规律。”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在如此运作之下,中国诸多大学城成了城市新城、新区的经济发动机、人气聚集器,甚至一个城市拥有几个大学城。

“很多大学城的配套设施也跟不上。”刘志毅说,“办大学城就是办一个社区,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都要跟上。”现实情况是,很多大学城铺开摊子后,许多配套的服务并未跟上。这直接导致交通、治安等问题,成了困扰各地大学城的难题。

“从大学城建设时起,建设者的用意,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熊丙奇说,除了追求政绩,就是“跑马圈地”,将来可以再通过变更土地用途,经营房地产。

“凡大学城,就一定有房地产项目。”刘志毅承认,这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他最近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也是因为被媒体报道称,中国最早的大学城“东方大学城”被各类房地产项目围堵。

按照规定,经营性用地本该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出让,但打着办教育的名义,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这无疑对投资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2004年6月,国家审计署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调查表明:大学城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

1999年开始的扩招正是大学城发展的动力,但“真正抓住了这个机遇的却是各地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国华如此批评说。

不过,刘志毅依然坚信,中国大学城的发展有其必要性,“它契合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这位原北京二十五中的老校长,对于中国偏低的高考入学率一直耿耿于怀。他回顾说,高校扩招前,中国百人中本科人数比例,在世界上一直都在很后面的位置。而发展至今,今年中国的本科毕业生就有727万人。

“现在几乎70%的学生都能上大学。这中间,大学城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刘志毅说。

“空壳”危机
        大学城热造成的巨大浪费,正是广受诟病的问题。“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没有追责机制。”熊丙奇说。大学城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谁都不会对投资行为负责。

不科学的规划,成了沉重的办学负担。熊丙奇说,此前有专家测算,中国的高校依照其校园面积、行政人员配备,办学规模至少要维持在五千人以上才能正常运转,否则就会陷入财务危机。

“目前的大学城建设,最缺乏的是成本核算。”刘志毅指出,按照市场规律,投入产出也有成本计算,但我们现在甚至不能测算一名大学生到底花了多少钱。

此前他一直呼吁,大学城建设要通过市场规律来进行调节。“改变计划经济的办学模式,引入市场经济机制,通过成本核算,恰当的投资,用最少的钱,撬动最大的高等教育资源。”

当然,根本问题或许还在于大学的办学模式。刘志毅说,在国外的大学城,由于采取开放式办学,规模根本没有中国的那么大,也无需高校投入过多资源。“我们需要盖学生宿舍楼、盖游泳馆等等,而国外的学校办学,更多依靠社会上的资源。”刘志毅说,学生租住当地居民的房子,学校只要盖少量的教学楼即可。

更令人担心的是,“大干快上”的大学城热过后,中国或许即将迎来招生不足、高教资源过剩的“空壳”危机。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小学招生不足已经出现。”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肖郴松之前曾研究过相关问题。而按照熊丙奇的测算,以目前的生源发展趋势看,到2020年,我国18-22岁的适龄学生人数将减少3800万。这对于动辄从银行贷款数十亿元,依赖学费偿还利息的部分大学城来说,或将引发大规模的金融风险。

“未来10年,我国将有一批高校面临破产危机,对于这一现象,需早做打算。”熊丙奇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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